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到缔造贞观盛世，唐朝走过了23年的盛世辉煌，国家富强，民众安康。然而，随着永徽之治、开元之治的巅峰之时，大唐的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曾经的繁荣渐渐转为衰退，历史的车轮也未能偏离盛极必衰的轨迹。 唐玄宗李隆基在建立了开元盛世后，渐渐地安于功成名就，开始沉湎于过去的辉煌，懒政怠政，日复一日，他沉浸在与后宫嫔妃的风花雪月中，忽视了国家的政务。正是因为李隆基晚年的昏庸无能，才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。 当唐玄宗得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时，他久久不能相信，这个他曾深信不疑、身边的亲信大将，竟然会反叛。安禄山的叛变，最初令唐玄宗感到震惊和不解，因为他一直对安禄山宠信有加。 实际上，安史之乱爆发一年多后，安禄山早已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所杀。按照常理来看，主谋已经死去，战乱应当随之平息，但奇怪的是，安史之乱却依然持续了整整八年。为何如此？
当时的唐玄宗，显然已经失去了早年的明智。安史之乱并非单纯的民变或外敌侵扰，而是内政的危机，是唐朝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。安禄山自持兵权，掌握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大军镇，控制了十五万精锐的边军，野心逐渐膨胀。在其与宰相杨国忠的矛盾日渐加深后，他以奉诏讨伐杨国忠为名，举兵叛乱。安禄山不仅深得唐玄宗宠爱，这也引发了杨国忠的嫉恨，两人争斗激烈，而唐玄宗却一直坐视不管，未曾及时制止，最终致使安禄山发动叛乱。 大唐自盛世已久，禁军疏于训练，而安禄山的军队则是边疆的精锐之师，战力远高于朝廷禁军。在初期的战争中，安禄山节节胜利，很快便控制了河北全境，接着他兵锋直指长安。 当叛变的消息传至唐玄宗耳中，他居然不愿相信，依旧认为这是诽谤，认为安禄山并无造反之心，甚至怀疑这些消息是对方的谣言。直到叛乱发生了整整七天，唐玄宗才终于意识到安禄山的反叛是真实的，这时他才急忙召杨国忠商议应对之策。这一迟疑、拖延的反应，也清楚地表明了唐玄宗晚年已有神志不清的迹象。 唐玄宗晚年的昏庸，甚至在一些生活琐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例如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安禄山竟然可以肆意出入杨贵妃的寝宫，甚至可以在寝宫内留宿通宵。作为一个正常男人，安禄山与杨贵妃的私情几乎无人不知，然而唐玄宗对此竟视若无睹，置若罔闻。这种无法自省的荒唐，令人感到不解。 更让人费解的是，唐玄宗的判断力。在年轻时，唐玄宗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上台，连怀疑太子有异心时，他也能在一天之内毫不犹豫地处决三位皇子。而当安禄山叛乱时，他却完全失去了当年的警觉和判断力。更荒谬的是，他不止一次盲目地信任安禄山，甚至将北方三镇的兵权交给了这个心怀叵测的将军。如此权力的过度集中，岂能不滋生野心？ 在安史之乱初起时，唐玄宗意图迅速平定叛乱，潼关成为了关键。潼关是连接洛阳与长安的要塞，一旦失守，叛军便能直抵长安，而长安是大唐的心脏。时任长安守将的高仙芝，和从洛阳败退的封常清一致认为，叛军势大，难以正面迎敌，建议坚守潼关。然而唐玄宗却不满高仙芝的守势，认为自己作为帝王，绝不能坐视叛乱挑战自己的权威。他下令将高仙芝、封常清斩首，启用了因病在家的老将哥舒翰。 哥舒翰上任后，继续采取守关不出策略，但唐玄宗依旧不满意，强令哥舒翰率军出关，与叛军进行正面决战。哥舒翰不得不遵命，放弃了潼关的地利，结果部队与叛军正面交锋，最终大败，潼关失守，长安门户大开。 唐玄宗的决策失误，在于他将个人的政治诉求置于军事决策之上，不顾战术，盲目追求进攻，忽视了平定叛乱的最佳时机。错失了潼关的防守机会，也让唐朝丧失了一个收复失地、稳定政权的关键节点。 随着潼关失守，长安陷入一片混乱，朝廷上下无心治理，百官甚至放弃了朝会，纷纷开始逃命。这时，唐玄宗竟然决定亲征，带着一部分禁军偷偷逃出长安，抛下了整个国都。唐玄宗的逃跑，不仅丧失了威信，也直接导致了长安的沦陷，几乎没有遇到抵抗，叛军轻松拿下了大唐的都城。 唐玄宗的昏庸，最终使得朝廷失去了一个平定安史之乱的最佳机会。当他逃至马嵬坡时，禁军爆发了兵变，杨国忠被处决，杨贵妃也在唐玄宗的压力下被赐死。这一系列悲剧，不仅让唐玄宗陷入绝境，也让他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李亨趁机在灵武称帝，成为唐肃宗。 虽然大唐在前期遭遇重大失利，洛阳、长安接连沦陷，但唐朝依然具备强大的军力和资源。如果唐肃宗能够集中兵力，先打击叛军的老巢，恐怕很快就能收复失地，扭转乾坤。然而唐肃宗的决策却再次偏离正轨，他一度撤掉了郭子仪的副元帅职务，并将儿子李俶调回朝中，使得前线的指挥权混乱无序，致使安史之乱依然拖延了八年之久。 即使安禄山已经死去，叛军的骨干也在不断瓦解，战争的胜利似乎触手可及。然而，由于统筹不力和指挥失误，最终导致了唐朝错失了统一战争、平定叛乱的最后机会，安史之乱的阴霾最终拖累了大唐的盛世梦想，直到唐朝的辉煌渐行渐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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